摘 要：產教融合正成為破解產業和高等教育主要矛盾、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戰略抉擇。新中國成立以后，產業與高等教育的關系大致經歷了產教邊界清晰、產品導向的產教同構、政治導向的產教捆綁、知識本位導向的產教關系弱化、創新驅動導向的產教關系恢復等階段，現在正進入產教融合的進行時新階段。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技術鏈、創新鏈有機銜接的戰略重點是制定《產教融合促進法》，理順產教融合的法律關系；突出社會組織中介作用，激發產教融合的內生動力；突出培養機制改革，融合教育供給側和產業需求側結構要素。

關鍵詞：產教融合；產學研融合；培養模式；高等教育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用十九大報告中分析社會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來分析當今產業和高等教育，產業主要矛盾可以概括為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之間的矛盾，其主要表現是供給側與需求側相脫節；高等教育主要矛盾可以概括為教育內部關系規律與外部關系規律之間的矛盾，其主要表現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社會實踐相脫節。產業和高等教育主要矛盾的疊加和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一、產業與高等教育關系的演變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從大的歷史維度考察，產業與高等教育關系的演變大致上經歷了6個階段。

1.產教邊界清晰階段（1952 年以前）。建國之初，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點工業基礎外，大部分地區工業一片空白。高等教育體量小，主觀上和客觀上都很難適應產業發展需要。

2.產品導向的產教同構階段 （1952—1965 年）。這一時期是工業化起步階段。“一五期間，在蘇聯援建下，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奠定了我國的工業基礎。在高等教育領域，亦“以蘇聯為師”。1952年實施第一次院系調整，為實現“有計劃、 按比例、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政府對高等教育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集中發展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工程和科學技術教育 ，建立與計劃經濟、產品經濟體制同構的高等教育體系［1］，綜合性高校急劇減少，專門化高校迅猛增加。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中國科學院，取代和消解了高校的科研功能 ，高校成為專門的教學機構。高校內部系科和專業劃分越來越趨于細密和界限分明，教育的工具屬性得到強化。

3.政治導向的產教捆綁階段 （1966—197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高校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后期，以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大學 ”為肇始，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成為行業主管部門或企業舉辦“七二一工人大學”，教學資源和管理干部由行業或企業直接配置，學生“社來社去”。高等教育的輔助形式是普通高校招收“ 工農兵學員”，教育內容包括“ 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據1977年 《中國教育年鑒》，1976年底全國共有“ 七二一大學”3.3 萬所，學生148.5 萬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學生數的3倍多。高等教育的知識化 、正規化、制度化與革命化、大眾化 、勞動化構成制度性沖突并處于從屬地位。

4. 知識本位導向的產教關系弱化階段（1977—2010年）。從高等教育層面考察，1977年恢復高考后，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得到恢復和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瞄準建設世界一流高校和學科的目標，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先后實施“211工程”和“985工程”， 其意義在于這是中國第一次提出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此后，現代大學的科學研究功能被全面認識，卡內基高校分類法被引進。 SCI 論文發文量和 ESI 學科排名成為評價高校辦學實力和辦學聲譽的風向標。矯枉過正的結果是，高校產生追求學科中心、知識本位的強烈沖動。 從產業層面考察，總體上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產業現狀，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人口紅利”充足，使得企業對勞動力數量不虞，企業普遍缺乏與高校合作的意愿。從制度層面考察，20世紀 90 年代第二次院系調整，將大多數中央高校特別是行業管理高校劃歸地方政府管理，產業與高等教育關系弱化。劃轉后的原行業管理高校普遍追求綜合化和研究型大學目標，造成大而全和同質化現象，喪失了產業背景和行業特色，產教關系漸行漸遠。

5.創新驅動導向的產教關系恢復階段（2011— 2016 年）。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上唯一的所有工業門類都齊全的國家，但是曾經支撐快速發展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沒有后續空間，加上劉易斯拐點出現，創新驅動戰略成為不二的選擇。我國建成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力資源支撐的同時，其比較優勢還停留在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之上；我國高校發表 SCI 論文數量占全世界的 1/8，發表在頂級科學雜志 CNS 上的論文數量和進入 ESI 前 1%的學科數也在大幅攀升，但“錢學森之問”并沒有得到很好地回答。 經濟新常態下，高校人才培養不僅要實現從滿足某種“質的規定性”到滿足“主體需要程度”的轉變，而且要實現從為“已知的社會”培養人才到為“未知的社會”培養人才的轉變［2］。 2011 年，中央政府提出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提升高校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加強高校與科研機構、企業的協同創新。 2014 年，在多年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 “產教結合”的實踐基礎上，中央政府將“產教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5 年中央統籌推進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在“雙一流”建設總體方案中強調，深化產教融合，著力提高高校對產業轉型升級的貢獻率，推動重大科學創新、關鍵技術突破轉變為先進生產力， 增強高校創新資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力。產教融合逐漸成為大多數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戰略自覺，但仍存在高校合作能力不夠、企業合作動機不足、政策法規保障不力等諸多問題。 產教關系總體上處于上面熱下面冷、高校積極企業消極、高職院校走在前本科院校落在后的狀況。

6.產教融合的進行時新階段（2017 年以來）。?以十九大召開為標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十九大報告專門就加強產學研結合、 產教融合做出重要決策，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在“優先發展教育事業”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深入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2017 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產教融合不僅是教育整體改革的制度安排，也成為經濟制度、產業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組成部分。

二、推進產教深度融合的戰略重點

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技術鏈、創新鏈有機銜接，必須培育產教融合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環境，必須建立支撐產業與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策應關系的體制與機制。

1.制定《產教融合促進法》，理順產教融合的法律關系。?推進產教融合，當務之急是破解法律障礙和道德風險。 《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 的發布發，標志著產教融合已經成為社會責任。接下來，要進一步確立產教融合的法律責任。一是以立法形式體現產教融合的強制性，明確產教融合各方主體的公法義務， 有機整合企業營利的功利性和學校育人的公益性。 二是以企業法范疇定位體現產教融合的跨界性，規定各級政府職責和行業、企業的權利和義務。 三是以《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特別法的法律效力位階定位體現產教融合的頂層性，推進企業法和稅法的修訂。可以將企業深度參加校企合作納入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標準，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認定。

2.突出社會組織中介作用， 激發產教融合的內生動力。?推動產教融合的重點，在于調動產業和企業積極性。 產教結合是互惠互利的，但是雙方不同的目標和利益可能阻礙有效合作。企業與高校結合的動機在于：在教育和技術上，將教育要素和創新要素轉化為生產要素和現實生產力；在政治上，服務國家戰略，提高國家競爭力水平， 提高企業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在認識論上，獲得高校研發能力支持，減少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解決生產中的科學問題。 高校與企業結合的動機在于：在教育和技術上，把企業的生產過程、生產要素和創新要素轉化為學校的教育要素、教育場景和教育資源，提升學校對知識傳播的貢獻，借助企業影響進入科技應用前沿；在政治上，服務國家戰略，提高學校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在認識論上，檢驗現有理論，闡述新假說，構建新范例，提高科學預測能力，發表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獲得管理經驗［3］。產教結合的結構性障礙是文化差異，企業的著眼點是通過雙方合作獲得知識訣竅、 技術秘密和盡快創造財富，而高校期待通過雙方長期合作提高知識生成質量和學術聲譽。產教結合的技術性障礙是溝通不暢，企業對高校提供的服務缺乏興趣，而高校往往忽視企業的真實需求［4］。因此，在加強行業組織建設的同時，必須突出中介組織建設、 搭建產教雙方的價值交換平臺，這是推進產教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最薄弱的環節。中介組織的建設思路是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團隊控股、市場化運行，要特別重視中介組織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設計。

3.突出培養機制改革， 融合教育供給側和產業需求側結構要素。產學融合概念是產學研融合概念的子集。產學研融合指產業、教育、科研不同社會部門在功能與資源優勢上的深度協同與集成化，強調技術鏈和創新鏈的對接與耦合。產學融合是產學研融合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人才鏈和創新鏈的對接與耦合。 縱觀發達國家的產教融合，其共同點都是專業教育與產業需求無縫連接。 推進產教融合，必須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改革。一是健全學術人才和應用人才分類培養體系，提高應用型人才培養比重。 二是建立產教協同育人的培養模式，它主要體現在七個方面：緊密對接行業技術鏈、創新鏈的應用型學科專業體系，符合行業產業發展、 技術進步和社會轉型要求的課程體系，與優勢企業共建共享的生產性實訓基地，滿足應用型人才培養要求的高素質“雙師雙能型”教師隊伍，服務區域發展的應用研究和技術創新能力，行業企業深度參與的高校治理結構，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選題來自行業企業真實需求，具有實踐性和操作性。 三是改革教育的評價體系，引導高校將興奮點從論文發表轉移到產學研結合、解決重大現實問題上來，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袁靖宇，江蘇省教育廳副巡視員，江蘇南京210024）

參考文獻

［1］ 楊東平．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128．

［2］ 房劍森．高等教育質量觀的發展與中國的選擇［J］．現代大學教育,2002(2)．

［3］?Erkko A, Ari-Pekka H, Markus N. A framework of motivations for industry–bigscience collaboration: a case study?［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1996, 13(3/4): 301-314．

［4］?Valentín E M.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 framework of benefits and obstacles?［J］. Industry & Higher Education, 2000, 14(3): 169．